章开沅：近代离异的萌发——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龚自珍

历史表明，中国近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离异，并非全部由于西学东渐的驱动，它也有自己某些内在的渊源端绪。

一切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必定都是维护旧制度的统治阶级的文化。随着旧社会逐渐经由烂熟走向腐败，以及新经济因素的萌发与新社会力量的滋长，加上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矛盾对抗的激化，一般都会产生和传统文化有所对抗的异端思想，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在17、18世纪，亦即明末清初之际，李贽公开鼓吹“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黄宗羲认为工商“盖皆本也”，王夫之标榜“不以天下私一人”，顾炎武反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等等，都是对于日趋堕落的宋明理学的背离与挑战。同时，这些近代前期（pre-modernity）的思想先驱也非常注意“道问”之学，甚至还重视“泰西质测”之学，也多少具有若干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的意愿。其中以颜元的思想最为激进，他公开宣言，“不愿作道统中乡愿”，并主张：“立言当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这样勇猛的气概，这样执着的追求，从个人气质而言已经接近某些近代启蒙大师。但是，毋庸讳言，这些著作与言论虽然蕴含着许多闪光的思想火花，但由于整个社会环境的限制，毕竟难以汇聚延展成为足以燎原的火焰。在浓密而又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中，它们不过是偶尔飞掠的流星，其微弱的光芒根本无从照亮笼罩大地的重重黑暗。

对于思想先驱，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的塑造。在中国近代史的起始，真正称得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还得数放声呼唤变革风雷的龚自珍。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2岁即从外祖父学习许慎《说文》部目，以后又曾向刘逢禄学公羊学，27岁应浙江乡试中第四名举人，但以后几经会试落第，直到38岁第六次参加会试才被取中进士。龚自珍不仅试场屡经蹉跌，仕途也颇为困厄，长期只做过内阁中书、礼部主事之类普通京官，无从施展自己的才华与实现自己的抱负。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早已肯定了龚自珍的先驱地位：“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对龚自珍的评价更高：“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本人就是光绪年间的新学家，他的观察与认识都是切合实际的，而且表述得颇为深刻。特别是“颇似法之卢骚”一语，值得后人加以具体阐发。

历史上有些人是不自觉地扮演社会为他设计的角色，有些人则是自觉地扮演自己为自己设计的角色。龚自珍显然属于后一种历史人物，他在《己亥杂诗》中自我表白：“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一生确实是开风气的一生，或者可以换一句话说，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化为新的风气，化为追求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过一段话：“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在我们的同行中，是陈旭麓先生最早参照恩格斯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把龚自珍称作处于“最后”和“最初”转折时代的但丁式人物。我同意这一见解。中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情，虽然与五百年前的意大利有很大的区别，但龚自珍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代，农业宗法社会濒于衰危瓦解而新的社会制度还有待于孕育萌发，中国正处在方生未死之间。龚自珍一生的绝大部分虽然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但他的愤激辛辣的诗文，不只是过去的挽歌，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指向未来”。恩格斯还曾把但丁赞誉为现代世界曙光在意大利升起的伟大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如果仅就个人资质和著作水平而论，龚自珍丝毫也不比但丁逊色。

19世纪瑞士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研究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也曾把但丁看作新时代的传令官。他着重考察了《神曲》炼狱篇的第四歌与宴会篇，认为“它（指《神曲》）的布局和立意是属于中世纪的，并且只能在历史方面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它对人性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都做了有力而丰富的描写，所以它仍不失为一切近代诗歌的滥觞”。这是颇为实事求是而又相当深刻的评判。与此相对照，龚自珍脍炙人口的《己亥杂诗》《尊隐》《乙丙之际著议》《捕蜮》等诗文，从语言、文体到布局、立意，当然也是“属于中世纪的”，但他对旧社会“衰世”腐朽黑暗揭露之深刻，对于各类世态人情刻画之精微，以及诗人主体意识涌现之强烈与内在性格流露之真率，却处处使当时的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而这就是将开而又未开的近代诗坛、文坛乃至学坛新风气的先兆。前人认为龚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那多半是由于他的言论、行为与传统的儒学规范有所离异，不尽符合旧营垒拘守的严密价值体系。

“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簴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瘖”，探索龚自珍的内心世界，应该善于透过“俶诡连犿”的文词，发现他与旧社会战斗的勇猛以及对新的合理未来向往的炽烈，尽管所有这些战斗及向往都笼罩于极为朦胧的色调之中。

最能体现龚自珍在转折时代所处历史地位的作品是《尊隐》。作者以岁之三时（发时、怒时、威时）与日之三时（早时、午时、昏时），喻为社会历史兴起、旺盛、衰落三个发展阶段，而且显然是把大清王朝看作处于“昏时”，即已进入颓波难挽的“衰世”。“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莫气，与梦为邻。”“其祖宗曰：我无余荣焉，我以汝为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无余怒焉，我以汝为殿矣。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作者对于“昏时”的描写，自然不如《神曲》中的九层炼狱那么多姿多彩，但从氛围及笔法而言却不无相通之处，而对旧社会诅咒厌弃态度之冷峻严酷更有自己的特色。在《尊隐》中没有美丽早死的俾阿特诗（但丁的恋人），因而也就没有供正直人士享受的永恒幸福的天堂。但是，龚自珍却设想出一个与王朝统治中心“京师”相对立的“山中”。“京师”代表朝廷，“山中”代表民间；“京师”代表腐朽，“山中”代表新生；“京师”代表过去，“山中”代表未来。“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京师）风恶、水泉恶、尘霾恶；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京师”如日之将夕，“山中”如日之方升，连自然风貌也是“京师”丑恶而“山中”秀美。“京师”摧残人才，丑类横行，于是“气泄”而流诸野，于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于是“京师”贱而“山中”自重，于是豪杰轻量“京师”而“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矣”。请看，“京师”已是日暮途穷，而“山中”则是方兴未艾；“京师”已是无可挽救，而“山中”才是希望之所在。

龚自珍笔下的“山中”，比但丁笔下的天堂具有更多的世俗性，因而也就具有更多的社会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龚自珍并未停留于“积思”“寡欢”“多愤”，他已经具有执着的“改革”的追求。他不仅寻求改革的方案，寻求改革的力量，而且还寻求改革的力度。“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这时，只有这时，才是腐朽王朝“衰世”的最后终结。对于所谓“山中之民”，人们往往给以现代的解释，或认为是农民，或认为是市民，或认为就是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夫子自道。其实，对于这些寓言或半寓言式的诗文，不宜给以过分狭窄的解释，特别是不宜给以如现代名词的定性，因为它们本来就带有颇多模糊的想象成分。我认为，“山中之民”无非作者寄托以希望的某种泛指的社会力量，亦即足以发动并推行革新的力量，很难判断作者实指哪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至于“大音声起”，则与“九州生气恃风雷”意蕴相通，都反映了作者对打破沉闷局面、焕发民族青春的渴望。

从19世纪开端，把京师视为“首恶”而非“首善”之地，并非仅有龚自珍一人，大凡曾经有一段京官生涯而又未同流合污的才智之士都有此共识。林则徐回顾翰林院那段无聊生活时也曾感慨系之：“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亦风会使然也。”其结论是：“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但是，透过京师的腐败，直接指明“昏时”“衰世”已至，并且预言清朝的没落与革新力量的崛起，则是以龚自珍为第一人。在龚自珍死后26年，赵烈文的日记上才出现一段意思相近的记述：“六月二十日初鼓后，涤帅（指曾国藩——引者）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这时的京师，已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连续冲击后的京师，其衰败不堪的景象更有甚于《尊隐》篇中的“京师”，所以赵烈文能够预言清朝的土崩瓦解、根本颠仆“殆不出五十年矣”。赵烈文自然表现出政治局势判断方面的卓越洞察力，然而也可以反映出龚自珍的先期预见，对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把握是何等真切。

危机意识固然可贵，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待危机的积极态度。曾国藩听到赵烈文有关政局发展趋势的分析后，只是徒唤“奈何”，甚至哀叹“吾日夜望死”。而龚自珍面对难以挽回的“颓波”，则是大声呼唤“山中之民”的崛起，以风雷万钧之力来结束这个气息奄奄的“衰世”，谱写“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历史新篇。这也说明龚自珍更多地具有叛逆性格，而缺少如同从林则徐到曾国藩那样的对于君王的绝对忠诚。有人把龚自珍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解释为被迫辞官后仍愿为朝廷效力，这恐怕很难说是对于诗意的正确解释，至少是忽视了龚自珍卓绝千古的自我追求。应该看到，他还有一首《西郊落花歌》，用“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之类雄奇壮美诗句歌颂落花，瞑目观照神驰“落花深四寸”的西方净土，并且引吭高歌：“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既非惜春，又不伤逝，有的只是不同流俗的独立人格的尽情表露。对于这样富有个性与主体意识的诗人，我们怎么能用近乎愚忠的词语来解释他的作品呢？

杭州龚自珍故居厅堂

但丁曾以对人情世态的细密观察，以及善于运用外形身态来表现内在心态的高超艺术，赢得后世众多评论家的交口称赞。例如，《神曲》炼狱篇有这样一段描述：“于是我张大我的眼睛向前看，果然望见许多灵魂披着斗篷，斗篷的颜色和岩石一般……当我走近这些灵魂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的形状；他们肩头和肩头相互靠着，背部都靠着山壁。如同一无所有的瞎子，在赦罪的日子，在教堂大门前求乞，每个人都把头倾在他邻人的肩上，因此激发别人的怜悯心，不仅用语句打动别人，就是他们一副姿态也不是无力的。”但丁习惯用托斯卡纳方言写作，中文转译很难显示其神韵及语言文体之美。但是，这却可以使我们联想到龚自珍的一些诗歌，如：“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己亥杂诗·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这是诗人夏天行抵江苏淮安，看到运河岸边船夫拉纤过闸时有感而作。如果说，但丁善于运用雕塑般静态形体来刻画人们的心灵，那么龚自珍这首诗则是用声音与动作来表露劳苦群众的辛酸，其扣人心弦或许有过于炼狱篇，至少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如此。

“邪许”就是人们在协力劳动中呼唤的咳嗬之声，也就是往昔《淮南子》所谓“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我不大熟悉运河粮船的“邪许”之声，但少年时却有在川江粮船上从事劳役的经历。现在，川江号子以其高亢激越且富于感情起伏，已经被加工制作成优美的民歌与乐曲，但它对我来说却永远与民族灾难和个人坎坷的痛楚回忆连接在一起。我深知夏天烈日下在悬崖峭壁上俯身拉纤之苦，特别是过险滩或遇风暴时，江流湍急，怪石突兀，那号子便失去了通常的韵律与和谐，有的只是人们在与自然暴力的生死搏斗中的悲怆号叫，那种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惨烈情景，至今仍往往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撼。龚自珍夜闻邪许之声而热泪为之滂沱，说明他的心与下层劳动者相通。因为，邪许之声不仅凝聚着漕运夫役的汗水，而且还包含着广大农民的血泪。南粮北调，北京的粮食是经由运河从南方搜刮来的。龚自珍做过多年京官，品位虽然不高，但靡费太仓之粟则与其他大小官员相同。他深以依赖百姓供养而不能为百姓解忧为耻，因此深夜邪许之声便使他不能入寐，心潮起伏，难以平息。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自我谴责，与离异于传统文化的叛逆性格，使龚自珍的诗文初步萌现了近代精神。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不满于清代中叶以后知识界这种苟安求全的万马齐喑局面，他不畏权势，公开表明自己的爱憎，并且把同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民间疾苦。在《己亥杂诗》中，另有一首谴责政府官吏的横征暴敛：“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的眼泪往往为民生多艰而流，这绝非矫饰，而是真情的流露。他还以诙谐而又冷峻的笔调写过一首《馎饦谣》，讽喻钱币贬值给民间带来无穷的灾难。“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盘中馎饦贵一钱，天上明月瘦一边。噫！市中之馂兮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虚兮，二物照我为过客。月语馎饦：‘圆者当缺。’馎饦语月：‘循环无极。’大如钱，当复如月圆。呼儿语若：‘后五百岁，俾饱而玄孙。’”当然，龚自珍不是仅限于冷嘲的旁观者，他也绝不会主张坐等五百年以后才“饱而玄孙”。他要求改变这不合理的现状，并且认为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无愧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传令官”，他提前发布了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在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家中，龚自珍堪称最有风骨、最为真率的血性男子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林则徐有所区别，而且与魏源也有所差异，尽管龚、魏为后世所并称，而且两人相通之处确实甚多。魏源在青年时期也曾有过“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的豪迈呼号。但是，在久经磨炼以后，魏源逐渐转向通达稳健，其诗文理智因素多于感情色彩，不像龚自珍那样公开表露极为强烈的愤世嫉俗的内心世界。直到龚自珍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年，魏源仍为这位好友“持论每与当世忤”担忧。他曾写信恳切规劝龚自珍：“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庭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这显然是拘守传统行为规范，以“明哲保身”之义劝说龚自珍向旧势力有所妥协。龚自珍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的言行一向不合时宜，但他似乎并不认为有“痛自惩创”的必要，因为他相信自己主张的正确。

龚自珍的另一好友常州庄绶甲，也像魏源一样，劝龚删削《乙丙之际著议》之类触犯统治者忌讳的文字。龚自珍却淡然视之，作诗回答：“文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何如？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己亥杂诗》）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愿用卑下的文格换取眼前的庸福。对于统治者的政治压力，对于世俗的陈腐偏见，他仍然是那样倔犟而又自信。有诗为证：“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

正如梁启超所言，龚自珍这位“颇似卢梭”的奇才，就其本身的资质品格而言，未尝没有可能成为贡献更大的披荆斩棘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毕竟未能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迈开较大的步伐。“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旧势力仍然磨牙欲噬，尘封的农业宗法社会的陈腐思想与心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龚自珍不仅受外在社会环境的制约，也受自己内在的文化心理素质的局限。他的贡献只在于对旧社会的深刻揭露以及对于未来的热情憧憬，而他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毕竟未能超越传统士大夫范畴。他在《农宗》中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充满传统的农业宗法意识，正好表明他在创新实践方面的无能为力。他不幸早死，死于中国门户行将被迫开放而又尚未开放之年，因而未能如同他那一代其他有识之士那样，在此后的岁月里直接或间接接触更多的西方近代文明，了解更多的外在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超越时代而终究被窒息致死于封闭社会的伟大天才，他的思想的价值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逐渐被后人所理解和利用。

（本文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